从“下营口”到走向全国，从“祖传”识参到自学成才，从单打独斗到成立团体，现今桓仁1.5万人参经纪人行走在山野林间，产销直接对接，资源与市场“接缝”更严密…… 

 人参论棵收论棵卖 

 　　像收古董不敢轻易称自己是熟手 

  7月23日，进入大暑节气，这是林下参起参的季节。 

 　　记者来到林下参种植大县桓仁满族自治县采访。午后的桓仁中心大街，人流不多。透过行道杨树的高大枝叶，桓仁国贸药材公司的店面门脸隐隐可现。 

  73岁的店主傅振权并不担心没有人来店里，这是一家已经开了21年的老店，来这里买参的人都是些老顾客，送上门来让傅振权收人参的也都是慕名而来的参农。 

  50多平方米的店里，柜台上摆着几瓶一尺多高的人参药酒，货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干参和礼盒参。 

 　　“收人参，得懂它，得能判断参龄，越老的参价值越高，不懂就可能收赔了。”傅振权拿出柜台里的一棵干参，从“芦腕儿”至“茎痕”，一部分一部分给记者看。“看这棵参，有些茎痕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判断参龄很困难，只能凭经验判断。这跟收古董很相似。” 

傅振权说，与收购别的农产品不同，收人参的人即使收了二三十年，也不能轻易称自己是熟手。 

 　　傅振权与人参打交道应该追溯到20多年前。当时，他在桓仁县城开了一家人参店，一棵棵地收购，又一棵棵地卖出。 

 　　他收干参也收水参，水参就是刚从地里挖出来还没有失去水分的参。他告诉记者，他店里的人参都是自己再加工的，泡酒的、晒干水分的，还有很小的成捆的。各种价位也都有，其中一棵34克的17年参，标注的价格是2000元。 

 　　年轻时，逢收参时节，傅振权会自己下乡收，现在基本是儿子在做了。除了儿子，傅振权还收了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连着种销两头，一个在黑沟乡有了自己的参园，一个在宁波开了参茸店。 

 　　直接收购参园 产销一体 

 　　单棵收不过瘾 索性自己种人参 

 　　桓仁长江大街，是近年扩城新修的大街。桓仁杏林药材公司就在街旁。 

  7月23日，杏林药材公司的大厅里，四五个人正在刷参（洗参），于占民夫妇正在二楼检查一棵棵从晒干箱内拿出来的人参，然后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白色的泡沫箱内。一箱只能装四五公斤，这一夏天，他能装几百箱。 

  47岁的于占民在桓仁已经小有名气。他出生在桓仁产参最多的四平乡，现在叫二棚甸子镇，父亲是种参识参的行家。于占民18岁中学毕业后，便子承父业，收购人参。 

 　　“1986年刚收参时，听到谁家挖到棵山参，不论多远，就骑着摩托车去收，一趟下来有时只收到一棵两棵。刚开始收一趟，能有百十来元钱。1993年时收了一箱人参，挣了1000多元，都快乐疯了。”时至今日，想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收购人参点滴，于占民仍记忆犹新。 

  30多年过去了，于占民的生意已经向收购参园拓展了。所谓参园，是指那些早年由人工在林下播种山参种子，让这些参天然生长，至少15年以后才可以出售。一个参园有数千棵甚至上万棵人参，少则一两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 

 　　“收参园其实风险很大，因为最初看参时，只是起园子里的几棵参看，就决定是否要这个园子，地下的东西，很难看准的。像我凭这么多年的经验，也不敢说有百分百的把握。我曾收过一个园子，后来发现1/5有‘红锈’，赔了几十万元。”讲起收购人参风险，于占民这样说。 

 　　于占民解释说，“红锈”是指人参表面已经形成红色的皮，通常这种参已经不能做干参。 

 　　今年于占民从6月份开始收参园，到现在已经收了8个。他粗略算了一下，按目前市场价位，少说也有上千万元。他并不愁销路，已经有几百公斤的干货订单了。 

 　　与参农组合作社 一边种一边卖 

 　　转变收购模式 跟参农按投资比例分红 

 　　在桓仁西江新城区，今年6月末运营的人参集散地——东北参茸城里，已有五六十家人参商户入驻。 

 　　九参堂药业有限公司在参茸城的门店，90多平方米的一楼大厅里，六七个刷参的妇女正在用软牙刷轻轻地刷着水参，旁边堆起了洗干净的人参。 

 　　作为公司老板，同是47岁的孙文彬与于占民等其他从事人参收购的人不同。一般的人参经纪人，通常是父辈或兄弟姊妹或亲戚中有识参的人，先前有销售渠道，基本上是身边亲戚都已经趟好了销售的路，只要能下苦力去收，再按着亲戚指好的销售路子接洽送货，一来二去，就基本上熟路了。 

 　　但孙文彬家里却没人从事过这行当，他的识参完全是自学。15岁时在生产队干活时，接触到园参。生产队解体后，他自己收园参，加工成干参，然后背着干参，从桓仁去南杂木火车站倒到沈阳，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去上海，有时就在硬座底下睡。到了上海，像货郎一样，他一家一家地敲闵行区里药材公司的门。 

 　　从园参收购倒卖起家，孙文彬积累了自己的原始资本，又趟开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禁伐天然林后，林下参逐渐在桓仁普遍推广，孙文彬转战林下参的收购，目前他也收购参园了。 

 　　从事了30年人参收购的孙文彬，在2012年与几个参农一起成立了合作社，入股共同购买位于二棚甸子镇的三个参园，开始播种林下参。 

 　　“参农卖人参渠道少，这么多年，大家也相信我，将来由我负责销售，大家按着投资比例分红。这几个参园至少得十几年后才能获得收益。”孙文彬说。 

 　　是产品也是资源 

 　　经纪人不让人参“萝卜价” 

多年来，参农与市场之间基本上靠着于占民、孙文彬们在单打独斗着，这些人之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团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到收参季节，由桓仁南下江浙，像我这样的能有两三千人。”孙文彬说。 

 　　“早些年，桓仁有些经纪人曾用过植物胶，将园参进行嫁接，做成‘山参’出售。可园参就是园参，做得再像，在药材行业人眼里，最终还是会被发现，结果只能是损伤了桓仁山参的名声，经纪人、参农都得不到好处，教训深刻。”熟悉这段历史的桓仁扶贫办工作人员苏昌文说。 

 　　在这些经纪人的散乱无序中，园参多到卖不上价格，“与萝卜一样便宜”，山参价格也跟着下落。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禁伐天然林后，桓仁林下参的种植铺开。现今，这些林下参陆续进入收获期。桓仁人参经纪人们慢慢达成共识，合力让资源与市场对接，不让人参“萝卜价”。 

 　　今年6月、7月，桓仁野山参协会、辽宁省人参协会先后在桓仁成立。 

 　　桓仁野山参协会副会长张涛，比孙文彬更早组成了林下参合作社，他说：“这些人参经纪人与参农组成合作社，每年供应市场的林下参有一定数量，多了不供，这样从原来由市场决定参农们的收益，改为参农们的资源来决定市场。” 

张涛所说的方式类同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石油产出的控制，当市场上石油价格下降，就限制石油的产量，以稳定石油价格。当人参价格低了时，这些经纪人与参农合作组织就不再挖参，限制市场供应量。 

 　　桓仁这些合作组织，正向着实行协会带企业、企业连参园、参园连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通过行业共同体的合力，带动桓仁山参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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