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时代的崛起,造成了很多人们的忧虑,如果工作被机器人代替,那自己将会面临失业的窘境。虽然有些人会抱着良好的心态想,机器人总会有不如人类的精妙之处,冰冷的铁块不可能代替人类严密的思维和丰富的感情。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些机器人已经开始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之后,这些侥幸的心理也被渐渐磨平。 机器人时代的到来究竟对于人类未来就业会有多大的影响?会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其实就笔者看来不必过于担心。近日有网讯:东莞市正在大力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专业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机器人产业的短板。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人才成为企业竞相争抢的对象。有的企业招揽软件工程师,开出的月薪可以达到2万元。由此看来,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不仅是“抢”走了人们的饭碗,也为人们的就业提供了新方向。机器人代替了我们人类完成起来更困难更低效率的工作,我们却可以成为“操控机器人”的主人。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是人类工作能力和素质转型的契机。在这个教育条件如此良好的年代,我相信培育这方面的人才是不难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逐步的成熟起来。 而且笔者在近日看到了一篇《机器人时代:该怕还是该盼》的文章,其中有一个观点笔者很欣赏,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就业不必过于担心的问题。文章作者阐述,自己通过研究发现,尽管经历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但与100多年前相比,人类社会90%的职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全新岗位只占10%。也就说,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传统职业。要想摆脱机器人的威胁,不是去阻碍技术发展或者责备机器人的工作不够完美,而应发挥人类的智慧去创造全新的职业。 另外,文章作者还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马克思认为机器替代人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自身的发展去与机器竞争,从而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有此得出,机器人其本质是资本家加深剥削工人的新工具,但其客观的积极价值在于可以不断激发人的潜能,突破现有智慧的极限,从而使人类在每次人机大战中完胜。从历史经验看,人类没有必要担心会被机器取代。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公报中提到的关于就业的这些导向对未来发展有什么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告诉记者:“我国政府对就业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但以往还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从‘十二五’开始,我国确立了就业优先战略。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李克强总理指出,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保证就业。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求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时,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在扩大内需、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探索建立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考核机制,使转方式、调结构与促进就业良性互动,实现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拉动就业。” 我国自2002年以来开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这次强调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有何深意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我的理解是,包括不断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完善促进就业创业的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等,并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就业政策与产业、贸易、财税、金融等政策的协调等。” 谈到灵活就业,赖德胜认为,提倡灵活就业,无疑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网络时代催生出很多新的就业形态,这种就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灵活的;第二,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业本身也是一种灵活就业,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旧行业将产生部分失业人员,如果没有灵活就业,就业工作的压力将会很大;第三,灵活就业更要重视就业质量,过去,灵活就业因为就业质量不高常常遭人诟病,所以一定要保障灵活就业者的劳动权益。 冯喜良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鼓励灵活就业的政策。在日本,灵活就业占到全部就业的37%。相较于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这一提法更加积极,所谓正规或者非正规就业仍是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公报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个理念也可以延伸到劳动力开发中。劳动力应该实现绿色开发,比如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等,而不是过度开发。” 赖德胜认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我国实现中国制造从低端到高端,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国的必然要求,要鼓励企业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建立高技能人才技能职务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职业价值观即人们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和态度,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择业和从业行为,而且也影响并反映着一个人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态度。2014年7月,课题组在北京地区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中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在问卷中,我们主要从职业目的、择业标准、敬业精神三个方面,去探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本次调查通过配额抽样、采取街访的方式,在北京市海淀、丰台、大兴三个区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4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2.3%。所调查的247位新生代农民工,涉及行业包括物流运输、安保、餐饮、批发零售等。 职业目的:90后新生代、单身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本位职业目的相对较低 职业目的是人们对职业价值的追求,从职业目的的取向来看,职业目的可分为个体本位的职业目的、社会本位的职业目的。所谓个体本位职业目的,即人们择业、就业等行为的背后,始终关注自己的需求,以满足个体的发展为最终目标。所谓社会本位职业目的,是指人们将职业的最终目标看作是贡献社会、服务他人。在问卷中,我们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本位职业目的的认同程度,其中有8%的被调查者不认同“职业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这一观点,而表示“赞同”或“很赞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是64.3%,还有近三成的人未置可否。 进一步分析表明,对“职业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这一观点,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婚姻状况等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性别、出生地、文化程度、所在行业上的差异并不显著。具体而言,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90后(18-24岁)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最低(54.3%),30-35岁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最高(67.6%),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代际差异显著;此外,已婚者、恋爱或订婚者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分别是67.1%、85.8%,他们显著高于单身者30%认同度。这说明年龄越小、单身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这一观点认同度越低。 择业标准:新生代农民工在关注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考虑职业的社会贡献;值得注意的是90后农民工,择业时对“能否为社会做贡献”关注度较低 择业标准是人们职业目的的反映,是人们在选择职业时的出发点。在我们的问卷中,设置了收入、个人发展、社会地位、社会贡献等诸多标准。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施展个人才华”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80.2%,选择“个人发展”的比例为66.7%,排在第二位,这反映了当代青年共有的特质,即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此外,有65.9%的人择业时会考虑“能否为社会做贡献”,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时,社会取向的价值考虑具有一席之地。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关注度较低,其选择比例分别是50.8%、45.2%。进一步分析表明,年龄在“能否为社会做贡献”这一择业标准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8-24岁的90后农民工,认同比例最低(42.9%),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的特点 “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重要内容,它是人们基于对职业的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社会对人们工作态度的一种道德要求。 (1)勤业: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专注度较高,调查显示,77.8%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的时候,会非常投入,很少再去关心其他事情”。进一步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等特征对人们在勤业问题上的回答有显著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8-24岁的新生代“非常赞同”上述观点的比例仅有8.6%,远低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 (2)精业:新生代农民工精业水平欠佳,与此同时,他们在技能提升的意愿上不强,特别是年龄较大、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相对更低。“干一行要专一行,要努力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体现了人们对“精业”的追求,调查结果显示,赞同或很赞同这一观点的比例达到84.9%。然而,“我已经熟练地掌握目前所从事工作的技能”、“我能很出色的完成工作”的肯定比例分别只有47.1%和39.8%。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追求的态度上是积极的,但是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与“精业”尚有差距。 (3)乐业:以职业稳定性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乐业程度较低,特别是他们中的男性、90后值得关注;此外,文化程度较低者的职业稳定性高,也说明他们缺乏更换职业的人力资本或资源。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热爱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比例有62.7%、表示“对当前工作感兴趣”的比例是67.4%。在职业成就方面,有66.7%的人表示“工作中取得成就时,会感到开心”,61.9%的人表示“当在别人面前提到自己的职业时,会有一种自豪感”。但是,从职业稳定性的角度去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乐业”程度并不乐观。调查结果显示,对“我不会轻易离开目前的工作单位”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或很赞同的比例是54.8%; 表示“基本没有考虑过换其他职业”的比例只有37.3%。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较差,“乐业”存在较大难度。
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1个城市[①]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本季度市场供求状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市场供求人数均呈下降态势。 从供求对比看,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0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462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②]约为1.0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01,比上季度上升了0.03。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50.4万人和35.8万人,各下降了9.3%和7.4%。与上季度相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50.8万人和55.7万人,各下降了9.5%和11.2%。 二、分区域看,三大区域市场需求均略大于供给。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三大区域的市场供求人数均呈下降态势,西部市场供求人数的下降幅度高于东、中部地区。 东、中、西部地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8、1.11、1.12,市场需求均略大于供给。 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19.1万人和15.5万人,各下降了6.3%和5.6%;中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3.9万人和1.7万人,各下降了3%和1.5%;西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27.4万人和18.6万人,各下降了25.5%和21%。 与上季度相比,东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23.4万人和32.7万人,各下降了7.9%和11.3%;中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13.8万人和7.8万人,各下降了10.3%和6.9%;西部地区市场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13.6万人和15.2万人,各下降了13.1%和15.9%。 三、从行业需求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用人需求有所增长, 其他各行业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与上季度相比,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其他各行业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 从行业需求看,81.2%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35%)、批发和零售业(14.5%)、住宿和餐饮业(11.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9.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3%)、建筑业(4.2%)。 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8%)、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等四个行业的用人需求增长,其他各行业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其中,用人需求减少较多的行业有:建筑业(-18.3%)、房地产业(-16.3%)、制造业(-14.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8.8%)、批发和零售业(-7.7%)。 与上季度相比,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3%)、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5.3%)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其他各行业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其中,用人需求减少较多的行业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6.5%)、制造业(-11.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9.8%)、批发和零售业(-9.1%)、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8.9%)。 四、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③]劳动者的需求均大于供给。与去年同期相比,对各类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与上季度相比,除对高级技师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外,对其他各类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 从需求侧看,56.6%的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有明确要求。其中,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35.2%,对专业技术职称有要求的占21.3%。从求职侧看,55.3%的求职者都具有一定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其中,具有一定技术等级的占35%,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职务的占20.4%。从供求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其中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04、1.9、1.83。 与去年同期相比,对各技术等级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其中对技师(-56.8%)、高级技师(-22%)、高级工(-18.1%)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对中级(-5.5%)、高级(-11.9%)专业技术职称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 与上季度相比,除对高级技师(+4.1%)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对其他各类技术等级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减少,其中高级工(-7.5%)、初级工(-7.5%)、中级工(-7.4%)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对初级(-7%)、中级(-6.2%)专业技术职称的用人需求有所下降。 五、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和求职排行榜显示,推销展销人员、餐厅服务员厨工、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机械冷加工人员、营业人员收银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较大,财会人员、行政办公人员、机动车驾驶人员、秘书打字员、部门经理等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
2015年10月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2015年度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通报2015年第三季度就业工作进展情况。 就业工作进展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3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29万人。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保持在较低水平。就业创业工作扎实推进,各省都陆续出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西部地区结合产业转移和新型城镇化的实际需要,制定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首位,出台了技师学院、特殊教育院校部分毕业生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文件和加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就业服务文件,推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统筹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逐步推进国有企业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信息公开工作。 下一步工作安排:一是加强对地方的工作调度和部门协调,开展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情况督查,推动各地落实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二是继续推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组织开展第三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专项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三是大力推动创业带就业,重点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17)》的细化落实。四是研究加强和改进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政策措施,加强就业信息化工作。五是深入开展推进国有企业招聘2016届毕业生信息公开工作,继续统筹做好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残疾人等各类群体就业工作。
近日,有专家在媒体上撰文指出,登记失业率存在失真现象,“第二次下岗潮”即将来临。登记失业率是否存在失真现象?是否会形成“下岗潮”?当前的就业形势到底如何?11月13日,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就此接受了首都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 登记失业率等未失真 “从这么多年的实践看,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所代表的趋势是一致的。”当被问及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所代表的劳动市场信号是否失真时,郑东亮认为,虽然两个数据的统计范围和统计方法有所不同,但能够代表全国失业人群的整体情况。 莫荣也表示,调查失业率是国际通行的失业率的统计方法,中国也不例外。一些研究机构用其他方法得出的失业率数据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局部数据并不具有全国代表性。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仍是目前判断失业情况的重要指标。 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用失业率对失业情况的判断这一问题,莫荣根据国际比较研究提出,7%的调查失业率可作为失业预警红线。而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据了解,调查失业率也在安全红线之下。 这两位专家给出的结论是,从失业率角度判断,失业风险整体可控。 全国未形成“第二次下岗潮” 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形成第一次“民工潮”;随后的上世纪90年代,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形成“下岗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农民工返乡潮”,人数超过1200万人。莫荣认为,需要达到类似的人群规模,才能界定为“潮”,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数据,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从三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66万人。2010年以来,求人倍率始终保持在1以上,就业市场整体较为活跃,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郑东亮说,“潮”如果出现,失业率会有较大的波动体现,将涉及到很多行业和企业。而现在更多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造成的失业。 据了解,近年来,部分钢铁、化工、煤炭等行业的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存在一些减员现象;部分生产制造类企业也出现了用机器替代人工的现象,每年机器人使用量增长超过20%。郑东亮说,据他们调查,这些对用工的影响较小。在“双创”引领下,电子商务、金融、通信等行业吸纳了部分企业分流人员,而使用机器人也是企业为了弥补缺工采取的措施。 莫荣介绍,根据人社部对全国3.3万家企业的失业动态监测数据,因经济性裁员造成的失业仅占监测数据的2.6%。退休、劳动合同到期、企业结构调整、搬迁等正常因素占动态监测数据的主要部分。 而2.6%的经济性裁员部分,主要出现在东北等地的能源资源集中领域企业、采矿和设备制造业。另外,根据调查,全国百人、千人以上的大规模裁员出现较少。 从整体判断,两位专家认为,目前,未出现“下岗潮”。 应对下岗风险有完善应急预案 虽然并未出现“第二次下岗潮”,但两位专家都认为,目前,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在上升、劳动关系领域的案件在增加,区域性的不稳定风险也在集聚,不能忽视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失业风险。 他们向记者指出,目前,一些“僵尸企业”的破产倒闭、隐性失业等,都对就业产生了一定冲击。 “这次可预见的经济下行调整带来的下岗风险不会如上世纪90年代那样,集中大规模地爆发;并且现在的经济环境使就业的吸纳能力也有很大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增大,能够吸纳较多的下岗失业人员。”郑东亮认为,目前,新兴的分享经济所带来的新职业如专车司机等,虽未列入就业统计中,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就业。 “现在实行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由当初的下岗再就业政策发展而来,从针对不同群体到针对企业的政策和服务都接近完善,对再就业的支撑力已超过当年。”郑东亮说,对当前出现的并不能被称为“潮”的失业状况,大家不需要过度担忧。 近年来,尽管经济出现下行趋势,但就业相对仍保持较高增速。对此,莫荣认为,目前,6.9%的经济增长率仍是相对较高速度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保证就业有重要作用;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释放,今年1—8月,每月新登记注册的企业都超过1万户;同时,实行含金量高的新一轮就业政策、开发更多公益性岗位等,都能对就业产生稳定作用。 对于当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国企改革问题,莫荣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国有企业整合可能带来一些人员的下岗分流,但现在国有企业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协商办法,内退等机制都可以较好地解决分流所带来的问题。 “人社部门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时,形成了‘五缓四减三补贴’等政策,在援企稳岗等方面具备了较完善的应急预案。”莫荣说,“我到新加坡考察时,看到他们也采取了和我们类似的方案。这些通行的措施能够在出现可能的风险时作出应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为进一步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挖掘在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格局下富有时代特征、主题鲜明、内容新颖的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案例,我中心于今年5月发出《关于开展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中就培函〔2015〕23号),开展了以“职业指导走进企业校园,创业指导助你扬帆启航”为主题的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案例征集活动。活动自2015年5月启动至8月底评选工作结束,期间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积极配合,部分媒体、刊物杂志广泛宣传,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活动共收到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4篇案例,其中职业指导案例382篇、创业指导案例312篇。经专家初评、复评、终评和公示,《进入职业生涯中期后的职业选择》等2篇作品获得一等奖,《站在职业决策的十字路口,我该如何抉择?》等6篇作品获得二等奖,《精准职业定位》等10篇作品获得三等奖,《一名储备干部的困惑》等作品获得优秀奖,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等13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所有获奖作品,将在中国就业网和中国公共招聘网站上刊登。 希望获奖的个人和单位再接再厉,更好地宣传就业和创业工作,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2015年11月9日
按照部、省关于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要求,在全县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在刚刚结束的专项行动中,全县多部门联动、齐抓共管、不走过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为确保专项行动真正取得实效,全县县乡两级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全力做到组织领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面排查摸底到位、依法查处到位,并结合专项行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同时还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舆论监督,扩大联合检查影响面。对投诉举报案件做到接待一起、登记一起、受理一起、查实一起,有诉必查、查实必究。 据统计,此次铁岭县共出动专项行动人员80多人次,发放《劳动合同法》、《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农民工维权须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宣传材料2万多份;共检查用人单位175户,涉及劳动者0.5591万人;其中小煤矿3户,小砖窑9户,小矿山2户,小作坊161户;下达责令改正指令57份;督促用人单位与328名劳动者补签了劳动合同;为125名劳动者补发工资4.287万元。 下一步铁岭县将着手从以下几方面完善长效机制建设,规范“四小”企业劳动用工行为:一是严把市场准入关。由相关管理部门严格审核营业许可,严厉打击、彻底取缔非法生产经营的“四小”企业;二是加大劳动保障监察覆盖面,强化劳动保障监察网络建设。把对“四小”企业的检查纳入到日常巡视监察工作当中。通过专项整治,彻底摸清本地“四小”底数,不断完善管理信息数据库,实现全面监管。在镇、街道办事处合理配备劳动保障监察员,形成劳动保障监察城乡广覆盖、全方位、强有力的组织管理网络;三是健全监管机制。逐步建立“四小”企业用工监管档案,落实工作责任制,做到谁监管谁负责,彻底排除用人单位非法用工和违法犯罪的隐患。建立各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监管制度,使劳动用工管理进一步规范,形成由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单一监管转向各职能部门综合监管的打击非法用工长效管理机制。